
十月,厂子建起来了。
比预想的顺。地皮批得快,设备进得快,连水电那些杂七杂八的事,都没怎么卡。我心里犯嘀咕——以前办个事,求爷爷告奶奶,跑断腿磨破嘴,这回怎么跟开挂了似的?
没几天,就明白了。
那天下午,来了个人。穿着灰色中山装,脸黑黑的,眼睛不大,看人时笑眯眯的。一进门就握住我的手,说了半天话。
翻译在旁边说:“厂长,这位是道里来的,金同志。管外资企业的。”
我点点头,让座倒茶。
金同志坐下,东拉西扯聊了一会儿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一看,愣住了。
是一张清单。上面列着:电视机一台、冰箱一台、自行车一辆、手表两块、大米一百公斤、豆油五十公斤……
“厂长,”翻译说,“金同志说,厂子能开起来,多亏了道里帮忙。这些是道里需要的,你帮着解决一下。”
我攥着那张清单,攥得手心出汗。
展开剩余88%这不是帮忙,这是要好处。
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。可那时候,是悄悄的,是试探的,是看你识相不识相的。现在呢?直接给你一张单子,明明白白写着要什么。像讨债的。
我抬起头,看着金同志。他还是笑眯眯的,可那笑,看着让人发冷。
“行。”我说,“我想办法。”
他满意地点点头,站起来,握了握我的手,走了。
他走后,我一个人坐在那儿,看着那张清单。
电视机、冰箱、自行车、手表、大米、豆油……
这些东西,在丹东不值多少钱。可运过来,要花钱,要找人,要打通关节。加起来,少说也得两三万。
这只是开始。
往后呢?每个月?每个季度?每年?
我不知道。
可我知道,这回的朝鲜,和五年前不一样了。
五年前,那些人虽然穷,虽然苦,可还有一口气,还有一点骨气。你帮他们,他们记着,给你织袜子,给你送包子,给你鞠躬。
现在呢?
那些骨气呢?那些记恩的心呢?
我不知道。
十月下旬,设备全装好了。五十台缝纫机,整整齐齐摆着。电通了,灯亮了,车间亮堂堂的。
可我没招工。
小崔来问:“厂长,什么时候招人?外面好些人等着呢。”
我说:“不急。”
她看着我,有点不解,但没问。
我等什么?
等她们。
等那些老工人。
那些跟我干了五年的人,那些把包子带回家的人,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。崔姑娘、金明子大娘、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却记得住脸的人。
她们在哪儿?她们还好吗?
我得找到她们。
十月二十号,我开始找人。
第一站,崔姑娘的村子。
小崔带我去的。还是那条山路,还是那些土坯房。可这回不一样——更破了,更旧了,更没人了。好多房子空着,门锁着,窗户用木板钉死了。
找到她家,门锁着。锁上落着厚厚的灰,像很久没人开过。
邻居是个老太太,佝偻着背,在门口晒干菜。我问她崔姑娘去哪儿了,她摇摇头,说了几句话。
小崔翻译:“她说,早走了。弟弟没了以后,她就走了。说是回南边老家,可老家在哪儿,没人知道。”
“她妈呢?”
“也走了。跟着一起走的。”
“什么时候走的?”
老太太想了想,说了个日子。是七月,厂子刚封那阵。
我站在那扇锁着的门前,站了很久。
门上还挂着那双袜子——灰色的,用线穿着,挂在门框上。雨打风吹,已经褪了色,脏了,可还在。
我伸手摘下来,攥在手里。
那双袜子,和抽屉里那双一模一样。
可织袜子的人,不在了。
第二站,金明子大娘家。
离得不远,翻过一座山就到了。可到了才知道,房子也空了。
隔壁的人说,大娘的儿子矿上被裁以后,去南边打工了,大娘跟着一起走的。具体去哪儿,不知道。走的时候,把家里东西都卖了,连锅都卖了。
“她身体怎么样?”我问。
那人摇摇头:“不好。走的时候,是让人背着上的车。”
我站在那个空了的院子里,看着那间破败的土坯房。门开着,里面黑漆漆的,什么都看不见。风刮过来,卷起一地枯叶。
金明子大娘,那个第一次来厂里就握住我的手不放的人,那个冒着雨来看我、浑身湿透的人,那个走了几十里山路就为了看我一眼的人。
她走了。
带着病,走了。
第三站,那些老工人的家。
一个接一个找。有的房子空了,有的住了别人,有的锁着门,有的塌了。
找到第五个,终于找到一个还在的。
是个姓朴的阿姨,四十多岁,以前在后道剪线头,干得不快,但认真,从来不返工。她家在山脚下,三间土坯房,破破烂烂的,烟囱冒着烟。
我敲门。开门的是个十几岁的姑娘,瘦瘦的,怯怯地看着我。
“你妈呢?”
她回头喊了一声。朴阿姨从里屋出来,看见我,愣住了。
“厂长?”
她瘦得脱了相,颧骨高高凸起,眼窝深陷,头发白了一大半。走路一瘸一拐的,扶着墙才能站稳。
我走进屋,屋里黑漆漆的,一股霉味。一张炕,炕上躺着一个老人,盖着破棉被,咳嗽不止。墙角堆着几个土豆,一小袋玉米面,就是全部家当。
朴阿姨让我坐,可没地方坐。她就站着,握着我的手,眼泪一直流。
小崔在旁边翻译,声音颤颤的:“她说,厂子关了以后,她男人病了,干不了活。她出去找活干,可找不到。后来腿也坏了,走路都走不了。家里就靠闺女帮人洗衣服挣点钱,一个月挣不到十块。”
“那个老人是谁?”
“她婆婆。病了半年了,没钱去医院,就这么挺着。”
我看着那个躺在炕上的老人,看着她咳嗽时抖动的肩膀,看着墙角那点可怜的粮食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朴阿姨握着我的手,说了一句话。小崔翻译:“她说,厂长,你走了以后,我们都等着你。等着你回来。”
我眼眶发热。
“厂子开了,”我说,“你来不来?”
她点点头,又摇摇头。指了指自己的腿,意思是走不了。
“我让人来接你。”
她愣住了,然后哭了。
那天晚上,我坐在回厂里的车上,一句话都没说。
找了五天,找到十七个老工人。
十七个。原来一百多个,现在只剩十七个。
有的死了。有的病了。有的走了。有的嫁人了。有的不知去向。
活着的这十七个,没有一个好好的。不是病了,就是残了,就是家里有人病了,就是穷得揭不开锅。
崔姑娘,找不到。
金明子大娘,找不到。
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,那些把包子带回家的人,那些说“好人有好报”的人,大部分都找不到了。
只有这十七个。
十七个。
十一月,天冷了。
厂里终于招满了人。五十个,一半是老工人,一半是新招的。
朴阿姨来了。我让人用三轮车把她接来的,她坐在后斗里,裹着破棉被,一路颠到厂门口。下车的时候,她扶着车帮,站都站不稳。可脸上笑着,笑得跟孩子似的。
还有几个老工人,也是接来的。有的拄着拐,有的让人扶着,有的背着孩子——孩子没人带,只能带来。
她们站在车间里,看着那些崭新的缝纫机,看着那些亮堂堂的灯,看着那个第三排靠窗的位置——那个空着的位置,那个崔姑娘的位置。
没人说话。
可我知道,她们在想什么。
在想那个人。
那个走了的人。
那个再也找不到的人专业配资实操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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